泰达控股公司  张秉军总经理

听了几位专家的发言，很受启发，下面仅就我个人体会谈几点想法。首先，对李勇主任以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开发区充满感情的工作态度，能够在去年组织了中层干部竞聘上岗、机构改革、管委会副主任分工调整等工作，今年又构思建设中国新经济平台，我很感动。作为年轻干部，应学习开发区创业者的这种工作激情、作风和敬业精神。

说到新经济平台，我想是针对我们过去的平台提出的。开发区过去一直是以发展制造业为主的区域，形成了以电子信息、食品饮料、机械制造和医药化工为代表的四大支柱产业。这种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模式，发展到今天，客观上受土地和国家宏观政策的制约，面临很大挑战。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再来一个丰田，我们就提供不了那么多的土地；再来一个摩托罗拉，我们也提供不了比其他区域更为优惠的政策。所有这些都说明，受方方面面的制约，传统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所以我们应该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发展平台，这也就是李勇主任提出的新经济平台。

我理解，新经济平台应该是以我们前两年就开始探索的发展服务业为主的平台，包括很多方面，比如金融产业、围绕制造业的服务业、总部结算产业、后台服务产业等等。总之，从业态上讲，这些产业已经不是靠劳动的密集投入、靠大机器制造的规模经济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一种新兴的业态。
那么，如何构建新经济平台呢？我谈三点意见。

一、构建新经济平台首先是政府创新的过程。我非常赞同深圳综研院郭博士的观点，构建新经济平台必须建立一个高效、服务型政府。其实这也是开发区的传统优势，我们不能丢。但不客气地讲，这些好的传统，我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弱化了许多，应该引起每一个人的反思。远的不说，就和我们的邻居保税区比，在政府效率和服务上，我们还有没有优势？和浦东、苏州这样先进地区相比，在综合环境上，我们还有没有优势？所以，我们应从自身入手，深入剖析，找出差距，搭建好这个平台。 “平台”这个词，可以理解为“舞台”，也就是我们提供的政府服务，或者说是我们的投资环境。如果我们“舞台”搭的好，在上面演的戏就可能精彩；如果“舞台”搭建得不好，要演出一场高质量的大戏，就很难。

二、构建新经济平台要创造一个有利于民营企业家成长的环境。和深圳、青岛这些地区相比，天津的民营经济很不发达，成功的企业家更是屈指可数，天士力的阎希军、钢管公司的刘云生算是比较成功的典型，但也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创业型民营企业家。总体上讲，天津缺少企业家创业、成长的土壤。开发区也一样，民营经济很不活跃，像家世界这样比较知名的民营企业也面临持续发展的困境。另外，我们长期不重视发展内资企业，特别是在招商工作中，由于种种原因，“重外轻内”的现象很严重。不能及时补充高质量、有生命力的新鲜企业进来，特别是一些好的内资项目，往往由于我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落户在别的地区，比如中兴通讯落户保税区，华为落户廊坊，这些企业的首选曾经都是开发区。高丽书记提出“天津以外都是外”的观念，我十分赞同，其实以目前的形势，再片面地提外资指标已经毫无疑义。从去年开发区投资的增长看，内资增长幅度大大快于外资的增长幅度，我们应重新认识内资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内资和外资应一视同仁，对招商部门来说，招来500强是成绩，吸引好的内资项目入区也是成绩。在这里我还要说一下，目前我们考核的指标太多了，这么多指标，很难确定出重点。特别是其中有些已经过时了，甚至和国家的导向不一致，比如出口指标，对开发区来说，是否还有强调的必要，出口越多，我们承担的退税负担就越重，所以不应再作为我们自己的考核指标。在所有这些指标中，我认为有三类指标最重要。第一是节能降耗指标，这是中央要求地方必须完成的指标；第二是规模指标，主要是GDP；第三是税收指标。从这个角度出发，构建一个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平台，培养一大批成功的民营企业，成为开发区新的增长点，应是我们这次构建新经济平台的重要工作。但这需要一个过程，要有耐心，不要急躁，要有心理准备，不要急功近利。

三、构建新经济平台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基石。这次大讨论也一样，要从小事抓起，认真总结开发区过去20年成功经验，扬长避短，将好的传统发扬光大，克服工作中的不足。同时应该走出去，多学习，树立标杆。特别是向苏州、广州这些先进地区学习，要将这些地区作为我们的标杆和赶超对象，对标分析这些地区哪些方面做得比我们好，认真研究解决方案。现在有的同志将开发区经济增长放慢，过多地归咎于摩托罗拉，对其经营颇多微词，我认为很不妥，也不公平。其实，到今天我们都应该感谢摩托罗拉，其400亿的产值，对开发区经济的贡献依然举足轻重，而且企业经营的波动也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不应对此有意见，而是要反思自己的工作，做好为企业服务。客观地讲，06年开发区经济增速放缓，不仅仅是受摩托罗拉的影响，也是我们过去几年综合工作效率下降的集中反映。首先在经济结构上，我们没有一批产值在５－１０亿元这样的中型企业作为支撑，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几个大企业，结构上比较脆弱。而在广州、苏州开发区像这样的中型企业有相当数量，在经济结构上要优于我们，这一点我们必须正视。目前上海、广州都在开展解放思想的讨论活动，高丽书记也要求天津干部解放思想，所以我们更要放下包袱，承认我们过去在企业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认真总结教训，从一件一件改善投资环境的小事做起，改善我们的投资环境。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来的企业会越来越少，走的企业会越来越多，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的干部普遍愿意做大事，希望干一番大事业，这当然是必要的，但要知道，任何大事都需要从小事做起！开发区有很多好的作风，税务、工商办事效率高，没有请客送礼现象等等，这些都是小事，但正是这些小事真正感动了投资者，所以我们才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现在这些好的传统、作风少了，也许是我们开发区的钱多了、眼界高了，忘记了政府是裁判员的角色，总有自己想亲自去试一试，干一番大事业的冲动，而不屑于去做一些小事。其实，构建新经济平台就是要营造一个好的投资环境，让企业家来创业和发展，政府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个廉洁、高效、有政策水平的平台，当好裁判员的角色。在这方面，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向深圳学习，深圳为了留住华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比如国家个调税变化，华为研究部要去上海，为了留住华为，深圳政府承诺对个调税给予补贴；华为搬迁到宝安区坂田基地，政府也给予了很大支持，免费提供土地，在高速公路上开辟了专门的华为出口。今天看，深圳市这些付出是值得的，华为每年为深圳解决６万个就业岗位，40多亿元的税收。而我们对企业的服务水平，却急待提高，“投资者是帝王”往往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去年，摩托罗拉要在洞庭路上开一个出口，解决上下班拥堵问题，费尽周折，最后领导出面，才办成。我就不仅要问，为什么非要等到领导出面，问题才能解决呢？其实根源还是在我们思想中，“官本位”意识太重，唯领导是从，而不是唯投资者是从！。所以我认为，这次大讨论不要走过场，不要空谈，要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小事，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要以这次大讨论为契机，发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个一个地加以解决。比如交通和员工户籍问题是目前制约开发区招商的两个最不利的因素，那么我们就应首先认真研究这两个问题，定出专题计划，明确泽仁单位，确定完成时间。其实，这些年开发区在投资环境建设上，投入不足，亏欠很大，我们一直引以为豪的基础设施，有些方面已经落后了，比如去年就出现了停电现象，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仅从我们控股看，每年投资在水、电、气、热等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大概仅占１０％，这是非常不够的，作为开发区的长子，控股理应承担起改善投资环境的责任。应该好好地总结一下，这些年我们为改善投资环境，做了什么，投入了多少？我们每年的财政支出，有多少是用在支持企业和改善投资环境上，比如建设蓝领公寓、改善交通、企业补贴、返税等等。

最后，通过这次大讨论活动，我们一定要改变机关的作风，弘扬正气。现在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干部眼睛都是往上看，以领导为中心，拉帮结派，我们就是要改变这种风气，我们的眼睛要往下看，要以投资者为中心。这就要求我们要树立正气，特别是在干部选拔上，形成一种正确的导向，提拔那些埋头苦干、有业绩的干部。而对那些工作中不作为或者有过失的干部，要有相应的追究机制。同时也要改革我们的用人机制，既要体现公平，又要有所激励，让大家干得顺心，真正实现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

泰达控股集团  王新风副总经理

关于打造新经济平台，在此我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明确定位，界清界线。天津开发区打造的中国新经济平台一定仅仅是一个拥有24年建设和发展史的先进小区域所能贡献的示范平台，并希望以此平台作为承担“中国北方对外改革开放门户”重任、落实科学发展观。所以必须明确定位，界清思考和讨论的地域空间和时间界限。

第二、“补短板不如加长板”。竞争性社会，长板的重要性愈来愈凸显，而区域之间的竞争，已经逐渐演变为长板之间的竞争。打造新经济平台，开发区增强长板的边际效应远远比补充短板来的大。因此，开发区应该高度发扬二十年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势和经验，寓老于新。

第三、二十多年来，开发区本身作为一个经济平台，其精髓是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软硬件基础，吸引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生产力，并以这个平台为工具和投资者一起与各类当时束缚国际先进工业生产力发展的所有方面博弈才有了今日成功。今天，打造新经济平台，精髓仍然应该不变。我们应继续致力于塑造或更多的应该是吸引代表国际惯例和国际经济生态环境的机构、企业和单位，吸引包括工业在内的最先进的国际生产力甚至承载先进的生产关系的机构和单位，共同来打造代表未来、代表新的、更深刻、更广泛的开放观的门户和平台。

第四、开发区要发展新型金融产业，争做新型金融产业之都。天津要做中国金融的第三极，最好的选择就是从目前国内尚未起步而未来发展空间广阔的新型金融产业入手。开发区担负着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创新的重任，而新型金融产业恰能满足开发区产业转型与巨大经济增长带动的需求。因此，如何打造能吸引此类国际先进生产力的新经济平台，关键是如何移植国际上最适合此类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生态环境到开发区，而这将是一个涵盖政策、法律、诚信、教育、基础设施等多种体系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我们未来的主要任务。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葛顺奇教授

开发区的发展，初始依靠两个因素：体制创新和优惠政策提供。如今，以上两个动力轮不复存在或者作用弱化，而且面临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第一，发展模式面临新的选择，在竞争日益加剧，原有积极因素不断削弱的条件下，新的动力源头不知道在哪里。

第二，开发区主导产业不清晰，趋同现象严重。

第三，开发区与城市化发展呈现严重的冲突。

第四，服务业发展滞后，成为制造业发展的瓶颈。

第五，开发区内各子园区的重复设置。

第六，土地供给不足，发展空间受到严重约束。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全国开发区的龙头，有资格和责任在新的形势下，探讨新的发展平台和动力机制，为我国开发区未来的发展发挥先行和示范作用。另外，从自身讲，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也需要进一步挖掘潜力。因此，当前对新经济平台的探讨意义很大，是我们思考改革的新契机。李勇主任在动员会上的讲话很客观、务实，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下面，我就结合他的讲话，谈谈自己的思考。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优秀业绩是不争的事实，但有几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第一、政府效能。2006年10月，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个重要研究报告，题目是“政府治理、投资环境、和谐社会：120城市的竞争力比较”，在政府治理和效率方面，通过对12400家企业的调查，根据内资企业的调查，天津位居第92位；依据外资企业的调查，天津位居第29位。这里的政府效率包括：税费、企业与娱乐和旅游上的非正规支出、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通关速度、冗员率、对法院的信心等指标。调查的结果表明，天津对外资企业的服务优于内资企业，但总体政府效能有待提高。“投资者是帝王，项目是生命线”，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一个理念，更重要的是一个落实行动。

第二，主导产业不强。我比较研究了全国5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992－2005年吸收的6万多项外资投资项目，以及近年来54个开发区的主要经营业绩指标，总体看来，天津开发区四个主导产业不强，中间环节缺少大型的具有竞争力的外资项目相互协助。规划的四个主导行业，事实上只有一个电子通讯业主导，该产业又面临着越来越明显的危机。

第三，经济指标不协调。比较分析54个开发区的主要经营指标，例如、总产值、利用外资、增加值、服务业、高新技术企业、出口、财政收入、税收等指标，出现许多不协调的现象，不但反映出产业结构存在问题，还反映出政府实际获益的情况与吸收外资的规模不相一致。

第四，大型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摩托罗拉是开发区的旗舰项目，过去十多年来，摩托罗拉对华进行了系统化、多元化的投资，但后来资本、技术更加密集的优质项目，悄悄转移到了北京、上海、杭州、苏州、成都等地。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摩托罗拉32亿美元的投资，30亿放在了天津，事实不是这样，摩托罗拉最早到开发区投资，本来拥有先行优势，可是我们失去了，这是一个最值得反思的问题。

第五，人才吸引。据我所知，南开大学培养的世界经济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是全国总体实力最强的学生，从每年他们的工作流向来看，留到天津的很少，到开发区工作的更少。再从管委会内部的人员流动来看，每年的进出流量和教育水平，都能看出我们在优秀人才吸引方面缺乏竞争力。创造具有吸引力的、有竞争压力的、有优选和淘汰机制的人力资源环境，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下面，我再谈谈关于新经济平台的文化建设、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问题。

一、新经济平台，应创建先进的优质文化
所有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开拓者们，都不会忘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泰达刚刚起步时，工作环境的艰辛，工作内容的繁重，生活环境的恶劣，但是早期的泰达人，凭借那种敬业、务实、无私奉献的精神，那种高度的创业激情和责任感，在一片荒芜的盐碱滩上，树立的一座新城、一个令世界瞩目的制造中心，一座历史丰碑。现在，新城已立，但过去的精神和文化逐渐失去和模糊。沉淀在新城之下，支撑她发展的看不见的文化和精神，是一个珍贵的财富，也是我们再创新经济平台奇迹的动力源泉，我们需要找回。这是创建新经济平台的前提条件，如果内部治理不好，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

二、新经济平台，应能够充分吸收和利用外部资源

（一）充分认识创建新经济平台的局限性：第一，内部小环境与外部不协调的负向影响；第二，不足100平方千米的土地无法承载新经济平台内全部直接或间接的要素和环境，也没有必要建设和形成自己的完整的区域和现代城市功能。因此，新经济平台的建设，产业发展立足于国际视角，强化建设适合主导产业发展的微环境和专门要素，完整的城市功能置于滨海新区的框架和布局内。

（二）一个新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发展平台，不应局限于明确的边界之内，平台的职能就像一个大型跨国公司的总部一样。任何一个跨国公司不存在一个准确边界，因为有两个边界，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虚拟的，跨国公司可以支配的资源和要素，不一定都是内部直接控制的，越来越多的职能成为一个虚拟的形式。新经济平台的职能和边界定位，应模仿跨国公司总部的全球化运营，充分利用平台以外，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利用最优质的流动性资源和要素。

（三）建立虚拟的有助于平台总部决策和信息交流的专业委员会（俱乐部），例如：（1）国际委员会；（2）各专业专家委员会，包括电子、汽车、生物技术、服务外包等；（3）跨国公司CEO委员会；（4）经济与发展政策委员会。
这里，我有一点体会，每年，我们花很大力气研究分析过去一年世界经济的总体形势，展望未来一年的发展趋势，以提供国家部委领导人决策时参考，核心内容包括：世界宏观经济走势、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发展、石油、金属等重要行业发展、重大国际事件等，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新经济平台就可以直接利用，而不需要自己独立地研究。

三、新经济平台，应创建适宜企业发展的环境、而且产业结构合理

（一）政府效能建设与投资后服务提供
我们通过对543家跨国公司的调查表明，吸引外资的首要因素是地理位置优越；第二是政府主导对外资企业服务好；第三是产业聚集，规模经济显著。由此可见，对跨国公司提供周到的服务，特别是投资后服务是决定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投资后服务是投资促进的重要环节，周到的投资后服务，不仅有利于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还会直接产生“增资效应”和“示范效应”。在大的区位环境基本相同条件下，政府效率成为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政府在为跨国公司提供服务方面，存在许多有待改进的空间。投资后服务提供是当地政府的一项系统工程，首先需要塑造服务理念，增强服务意识方面；第二服务提供涉及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因此各部门的协调成为影响服务效率的关键；第三，服务提供重在落实，因此，政府对于服务的内容应透明、公开，建立服务提供承诺机制和投诉机制。国内有些经济技术开发区率先实行的政府以契约的形式，将向跨国公司提供服务的内容和方式等各项条款固定下来，为跨国公司提供了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经营环境，解除了企业的后顾之忧，极大地鼓励了跨国公司在当地增资扩股、利润再投资的积极性。部分地区创办的全方位、全过程、宾馆式、个性化服务，以及建立重点服务企业台帐，建立结对联络机制，实行限时办结制等，都是已成为为跨国公司提供投资后服务的楷模。

（二）主导产业规划与特色载体建设

区域主导产业选择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需要合理、可行。通常，主导产业的选择依据三项指标：一是产业基础比较好，基本具备较为完善的产业链；二是具有大型跨国公司大型投资项目的存在；三是区位拥有支持该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拥有竞争力的要素供给。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定位越清晰，目标越集中，效果就越好，发展就越快，竞争力也越强。

统计表明，54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最好的开发区通常是主导产业鲜明而集中的地区。天津、昆山、苏州、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产业结构表明，无论开发区规模如何，实际支撑开发区发展的主导产业都是一枝独秀的主导行业，因此，集中选择优势产业，不是发展所有的新兴的知识密集型现代产业，而是切实根据当地要素禀赋和产业基础，选择1－2个主导产业重点发展。

（三）积极吸引500强跨国公司的投资

500强跨国公司在实力方面超过许多国家。据统计，2005年，在前100个最大经济体中，47个是国家，53个是跨国公司。沃尔玛、BP、GM、通用汽车、皇家壳牌、福特汽车、丰田汽车等公司超过或等同于许多中等国家，例如奥地利、土耳其、丹麦、波兰、南非、约旦和希腊。

近年来，世界最大100家跨国公司国际化趋势不断提高，最大的跨国公司通常是国际化经营水平最高的公司。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无论是国外资产、国外销售还是国外就业人数，最大100家跨国公司的三项指标都显著提高。跨国指数2003年为55.8％，2004为56.8％，2005年59.9％。国际化指数也是衡量跨国公司国际化水平的另一指标，它代表跨国公司的海外分支机构占总分支机构的比例，2003年为65.6，2004年65.9，2005年69.5。跨国公司国际化经营的提高为我们吸引其投资提供了机遇。

更为重要的是，当今国际分工的本质是由大型跨国公司主导的分工，一个地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分工的地位和作用，根本是由跨国公司来决定的。而且，一旦分工和格局形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很难改变。所以，一个地区吸引到大型跨国公司的实质性投资项目，使其成为跨国公司全球运营中的一个战略节点，对于保持一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极其重要。

另外，500强跨国公司投资不仅是提高外资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也具有非常强的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调查表明，一家大型企业可以带来400多家为其生产配套产品的企业进入同一园区。

天津开发区现有的产业基础具备了吸引500强跨国公司投资的条件，目前，已有80多家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在开发区投资，吸引更多的500强来区内投资，并促使现有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张，形成公司内的产业关联和聚集，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有针对性的开展投资促进工作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四）大力吸引服务业跨国公司投资

服务业利用外资潜力极大。当前，服务业跨国投资增长迅速，服务业跨国购并大潮迭起。在500强跨国公司中，共涉及51个行业，其中28个属于服务行业，从事服务业的跨国公司有281家。从未来发展趋势看，生产的国际化将进一步带动服务业国际化的增长，信息技术的进步为服务业的全球化与跨国转移提供了技术支持，世界各国服务业政策的自由化变革也为服务业的全球化创造了政策保障。

在吸引服务业跨国公司投资方面，需要关注以下问题：（1）调整引资行业结构，大力吸引生产性服务业外资，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如现代物流服务、金融保险服务、法律服务、教育培训服务、信息服务、人力资源配置、工程技术服务等；（2）在发展服务业的同时，需要协调滨海区域内的分工，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发展部分服务产业；（3）针对限制吸引服务业外资的影响因素，切实改善投资环境，创建特色服务业园区，并针对性地提供鼓励措施。

（五）提供适宜激励，强化投资后管理，注重投资后获益

激励措施作为扩大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是一种全球现象。激励是一个成本高昂，效用几乎不起作用的一种措施，研究表明，激励成本占实际FDI流入量的43％，跨国公司通常不把激励性措施作为一个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区位因素。而且，激励有时效果明显，但其前提是非常苛刻的，小规模外资、假外资、短期外资、有些特殊来源地外资、地理位置临近的两个区位相互竞争时，激励性措施比较有效。因此，在向外商提供激励时，需要精心选定对象，将目标锁定于本地区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还要考虑提供激励的必要性、激励成本、激励工具、激励方式、激励时间和激励动机，特别是需要区分区域激励和行为激励，并对激励的效果跟踪评估。

并且，鼓励在新经济平台内建立外商投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促进外商投资企业承担应负的社会责任。

吸引外资的最终目标不是为外资而外资，而是通过吸引外资，促进和带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新一轮国际分工过程中居于有利位置，全面提升天津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政府、社区、关联企业、劳工、环境全面和谐与发展。因此，在制定有关吸引跨国公司的政策和措施方面，需要注重跨国公司投资后使开发区更多、更好的获益机制与措施。

国家发改委研究室  张建平副研究员

一、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看天津开发区的发展
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和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目前国内宏观经济面临着外贸顺差过大、外汇储备过高、流动性过剩的问题。由于劳动力资源同周边国家相比具有显著优势，使我国成为了东亚的工序分工地，并在全球产业链中整体上处于加工组装环节，加工贸易目前已占我国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50%以上。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发展主要依靠这种模式。但是加工贸易导致过去周边一些国家对欧美市场的贸易顺差大量转化为我国对欧美国家的顺差，同时我国一般贸易竞争力的提高使得我国经常账户顺差猛增，而我国资本账户短期内不能开放，不能平衡国际收支，导致外汇储备剧增，流动性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人民币稳步升值又使海外套利资本不断涌入国内。今年一月份外资同比迅猛增加。
可见，我国目前面临的宏观经济问题和通货膨胀压力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决定的，属于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当然，我国自身的外资外贸政策也发挥了积极引导作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家正在通过积极鼓励自主创新、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实施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等政策，着力解决宏观经济面临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以天津开发区为代表的环渤海区域的崛起，或者说新经济平台的建设，再走过去三来一补、加工贸易的路子是没有前途的。客观来讲，环渤海地区并不是不能搞加工贸易，而是要有适当的比例，要搞高附加值的加工贸易，搞能够延伸产业链的加工贸易。与加工贸易比，如何鼓励自主创新更应当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新经济平台的新意在整体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上，将最终更多地体现在如何通过自主创新，如何成功地贯彻实施“引进来”、“扎下根”、“走出去”这样一种新的招商选资、对外开放道路。

二、从全球资源资格走势看天津开发区的产业选择

近年全球资源产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2002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上涨了近3倍，铝价上涨了1倍，铜价上涨了3倍。资源定价机制、美元贬值、投机炒作、供求关系等是影响全球资源产品价格的主要因素。我国虽然对资源需求增长较快，但缺乏资源定价权，对全球资源价格影响有限。国际资金在炒作资源期货价格过程中，利用国际社会对我国缺乏了解，把我国资源需求增长作为炒作的一大借口。某些发达国家为掩饰其国内经济矛盾和危机，大肆渲染我国资源需求拉动全球资源价格上涨，目的是转移国际社会对其经济和货币政策真实效应的注意力，寻求替罪羊。事实上，我国面临着对全球资源价格缺乏定价权和影响力、被迫承受国际资源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的巨大风险和利益损失。

在资源价格上，我国既在国家经济利益上吃了苦头，又背上了拉动全球资源涨价的罪名。从实体经济层面看，2002以来，世界经济持续增长，消费和投资需求旺盛对资源价格上涨产生了拉动作用。由于全球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导致发展中大国对资源产品需求大增。特别是我国，作为全球新的制造业中心对各种资源的需求增长较快。我国进口的大量能源和资源产品实际上并非真正为我国所消费，而是由于新的国际分工使全球资源需求转移到我国而已，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国际市场需要。我国代替世界其他国家“消耗”的能源和资源比重相当高。我国需求拉动全球资源价格上涨是表象，实质是全球需求拉动资源价格上涨。

事实上，我国大部分资源进口量在全球资源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并不高。我国石油年进口量不及美国1／7，占全球石油贸易量比重不足1／10。铜、铝、铅、锌等其他矿产年进口量占全球比重也不超过1／10。这样的贸易量对国际市场资源产品现货价格影响有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在资源问题上已经承受了极大的国际社会压力，未来的发展必须向资源节约型产业发展方向转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经济平台的建设，必须是少耗费资源和不耗费资源的经济，特别是在临港产业的选择发展上，如果属于需要大量从海外进口资源和能源产业类型，上项目一定要慎重，否则仍然在走沿海地区发展过去的老路，就不能称之为新。开发区未来加工业应避免对外来资源的过分依赖。

三、新经济平台的定位

新经济平台的发展，关键是搞好定位。以天津的区位优势，这个定位不仅要从全国一盘棋的高度进行定位，而且要从东北亚乃至全球的高度进行定位。现在完全可以大胆地设想，20年后天津将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这个大都市的竞争对手是韩国的釜山和仁川港，日本岛横滨港。天津历史上曾经是北方的金融商贸中心，未来也将是东北亚的金融物流服务中心。党中央和国务院近年来给予滨海新区的各项优惠政策也都是从着眼于培养天津成为新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着手实施的。

因此，开发区的发展和新平台的建设：

一是必须考虑如何优化区域发展环境，不能只从天津出发，要考虑新平台如何能够创造出一种良好的软硬件齐备的鼓励服务创新的投资环境、生活环境和营商环境，用什么样的力量和资源可以吸引到各种资金、优秀人才等要素资源汇集到开发区来。

二是如何处理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涉及到如何处理好当前和中长期的利益关系问题。过去苏州工业园区长期坚持不符合园区发展方向的产业坚决不进园，有好几年发展不起来，但为后来的腾飞和产业优选和发展后劲奠定了基础。宁波的大榭岛，一个理想的天然深水良港，因为耐不住寂寞引入了烟台万华和杭州钢铁等重化工业，现在很难调整结构，严重影响未来宁波港的发展。对于滨海新区这个新经济平台，一定要珍惜东僵保税港区的每一寸空间和土地，也要珍惜开发区的每一片空间和土地。天津的制造业基础已经非常雄厚，未来新经济平台的新一定要更多地体现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上。

三是要处理好两轮驱动，从以制造业拉动经济增长，尽快向制造业和服务业两轮驱动拉动经济增长转型，既要转的快，又要转的新。特别是天津服务业的滞后是未来发展的短板。在金融层面，天津要抓住机遇，利用新的金融改革政策试点，壮大金融服务业，在已有区域性银行基础上，下大力气争取将东北亚开发银行设在天津。在北方产权交易所基础上，致力于建立三板市场即场外交易市场，形成上海主板、深圳创业板和天津三板的全国资本市场新格局。这样的金融服务格局一旦形成，将对全国的中小型创新企业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但设想容易，需要扎实的工作。

总之，新经济平台要发展好，必须使空间上的战略考虑与时间上的战略考虑并行，要为将来的发展预留资源、预留空间，要从长远眼光出发，要有十年二十年的长远规划，要有新的设想、新的打算、新的战略。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  王德禄

前几次来天津缘于“京津塘科技新干线”，自2003年提出这个概念以来，至今已有四余载。京津塘科技新干线已经成为京津间科技及产业合作的一个重要代名词，一年一度的论坛也成为京津间政府官员、学者和产业界交流、沟通和展示的重要载体和平台，用高技术将中关村、廊坊和泰达串联起来。

一、开发区面临的困境

开发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也出现了尴尬。尴尬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出口导向向进口导向的转变。以前开发区是以出口导向为主，而现在中央主张进口导向，使得开发区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2、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传统上开发区是以制造业为主，而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要以服务业为主，要大力发展与制造业相匹配的现代服务业。

3、外资引进要考虑与国内相关产业的联动。过去引进外资只看数量，而现在更关注的是是否与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相协调。

二、开发区与高新区

国家级的开发区共有三种：高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出口加工区。

高新区靠的是内生式的增长，主要是发展孵化器和风险投资。90年代后期，中央领导对风险投资十分重视，各地区纷纷为高新区划拨土地，高新区走上了招商引资的道路。直到去年，这个情况才得到了改观，高新区开始提倡二次创业，明确走内生式发展的道路。
如果高新区是内生式增长模式，那么开发区和出口加工区的模式很明确就是外延式增长。

发展到今天，高新区的企业要上市只需要三年到四年，过去这需要十年的时间。高新区过去“生地”变“熟地”需要十来年，而如今只需要五六年就可以实现土地的升值。

三、泰达如何发展新经济

新经济简单说就是创业、孵化和集群。泰达成立之后遇到了很多问题，对待外资和国际产业发展规律等问题的逻辑是懵懂的。未来泰达要发展新经济，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要由过去懵懂的抓规律到主动抓规律。

2、要站在全球化的立场上，在全球产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设立发展目标，主动适应和和引导全球化的走向。高新区最大的缺点是从低端开始，优点是我们在转变，而且很容易走高端。

3、在中心的聚集地带，我们仍要把商业模式放在第一位。泰达要真正的要走出来，要建新经济平台，就要在在全球化的视野中找到我们的定位，而所有的变化核心都是商业模式。世界在变，商业模式在变，大的跨国公司在引导商业模式的变革。但是如果我们只做跨国公司，只有制造转移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从中国的企业家和国外的中小公司当中找到真正的增长点。

我刚从美国回来，在近2个月的时间里参观了硅谷、拉斯维加斯、好莱坞、纽约曼哈顿等地，这些地区空间专业化程度都很高，我自己称这次考察叫空间专业化之旅。泰达空间很大，在空间专业化上有一席之地应该成为泰达发展的最终成果之一。

野村综研（上海）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叶华博士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长足发展后提出了建设中国新经济平台的设想，这是抓住了滨海新区和环渤海经济圈新一轮发展机遇的战略发展设想。

建设中国新经济平台实际上牵涉到三个基本问题。其一，谈“中国”新经济平台就必须站在超越中国的国际层面上来看问题。其二，谈“新”经济平台就必须超越原有的经济发展意识和体制来看问题。其三，谈经济“平台”就必须超越单体性和片段性的功能概念，从集成性的概念上来看问题。
所以，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全球视角、创新意识、和集成功能是建设中国新经济平台的重要切入点。站在体制改革的高度上，通过形成经济要素的集成功能，在国际经济网络中奠定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区域枢纽地位，是建设中国新经济平台的关键。
根据上述对中国新经济平台粗浅的理解，具体谈几点个人的初步想法。

一、全球视角

新经济平台的意义在于为新经济要素的高度集散提供条件。平台的建设实际上只是手段，通过平台真正形成新经济要素集散的枢纽功能才是目的。枢纽功能在超越自身的经济发展空间范围时才具有实际的意义，它必须通过形成一定区域内的统合和集成功能来实现。也就是说，单纯地就TEDA论TEDA的话就谈不上讨论中国新经济平台的问题。因此，新经济平台的外部网络结构比内部网络结构更为重要。

从为各种经济要素的“集散”提供平台上看，TEDA在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说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一般意义上“集”的功能，包括产业功能的集聚、城市功能的集聚、和社会功能的集聚。但是，在“散”的功能上，TEDA还没有奠定其在区域发展中因有的地位，还没有发挥其作为更大范围的区域经济发展核心的作用。

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如果“散”的功能不能及时形成的话，“集”的能级就无法上升到新的高度。所以我认为，TEDA建设新经济平台应该更加着眼于在不断提升“集”的基础上，加大力度在“散”上做文章。具有健全的“集散”功能才能使TEDA在更大的经济范围中成为经济活动的节点和枢纽。如果上升到建设中国新经济平台这样的战略目标上看的话，就必须在东亚和全球的范围中思考TEDA如何真正成为其经济活动的枢纽。

过去，TEDA的发展起点是产业功能开发的国际开放；现在，TEDA的发展优势是国际性的产业功能的集聚；今后，TEDA应该通过建设中国新经济平台，进一步瞄准在国际经济网络中奠定区域的门户和枢纽地位。

二、集成功能

TEDA的功能不论是在区域范围中还是就其本身来说毫无疑问都是多方位的。但是如果从通过建设中国新经济平台，在区域和国际中形成枢纽地位的角度看，支撑枢纽地位的“集成”功能就变得非常重要。集成功能的意义既包括不同功能的融合和提升，也包括不同功能在更大区域范围中的调配和发挥。目前，天津也好，滨海新区也好，TEDA也好，都还没有形成这样的可以推动区域强势发展的“集成”功能。
为什么这样说，我想从区域特征和企业行动上作一些说明。

有研究表明，京津冀经济区(或者京津冀城市群)有一些区别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的特点：例如北京和天津这样的大城市相对独立发展，单中心集聚；作为区域核心城市的北京，其国家作用大于区域作用，政治文化牵引大于实体经济牵引；缺乏广泛的农村城市化和产业化；区域大规模交通条件滞后；缺乏重商和重“交际”的传统等。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在于缺乏开放的市场机制，也在于缺乏政府必要的经济要素调配，甚至还在于长期积累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些都表明整个区域还缺乏强有力的“集成”功能和“集成”机制。
从业行动上看，很多跨国企业正在成为全球企业。有统计表明，国际上最大的100家跨国企业通过10年来的发展(1995年至2005年)，他们在本国以外的资产

规模、销售规模、和员工规模都已经超过了50%。所谓的外资企业正在逐渐植根于其发展的国家，他们需要建立更加广泛和复杂的功能性枢纽(我们经常把这种功能性枢纽称为企业总部)，这些功能绝不仅限于生产或研发。但是，建立功能性枢纽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发展平台和“集成”功能来支撑，这样才可能在高度的经济要素集散中掌握先机创造价值。从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上看，中国大型企业的区域和国际并购及产业重组正日趋频繁，创业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也日趋重要。建立区域的功能性枢纽对日益壮大成熟的中国本土企业来说同样越来越重要。然而，TEDA，包括天津，虽然已是部分全球企业的集聚地，但还没有成为全球企业和今后极具潜力的中国本土企业功能性枢纽的集聚地。这些也反映出在企业的眼中，整个区域还缺乏他们在进行地位提升时所需要的“集成”功能。

TEDA的先行优势是综合产业的发展，结合国际产业的新一轮要素配置的变化，依托产业功能的国际枢纽化，从而带动区域综合功能的枢纽化是具有其独特潜力的。同时，目前的国家资源优化配置的支持也从另一方面创造了发展的机遇。所以我认为，TEDA建设新经济平台应该抓住机遇，把这个平台的战略核心功能定位在国际视野中的区域“集成”功能上。

三、创新意识

TEDA建设中国新经济平台本身就是一种谋求创新的行动。在全球视野中打造中国新经济平台的枢纽功能是离不开创新意识的。
创新这个概念很宏观甚至很抽象。它既有创新本身的内容，也有支持创新的环境内容。我在这里把这个概念稍微狭义化一些，更针对于制度和政策的先行先试。

刚才谈到新经济平台要突出形成区域集成功能，使TEDA、滨海新区、和天津成为全球经济活动的枢纽。实际上，新经济平台的内容建设势必离不开金融创新。金融的区域集成功能并不是有了大规模的CBD，有了高标准的商务楼和高标准的服务设施就能吸引和形成的。它更需要的是支撑金融集成功能生存和发展的制度、政策、和机制的创新。这里以野村综合研究所去年针对滨海新区的发展向天津市提出的建议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野村综合研究所在建议中提出了滨海新区打造“产业、贸易、金融复合功能集群”的概念，旨在促进天津形成国际范围内的金融区域统合集成功能，支持作为中国北方经济中心的作用和地位。我们提出的一揽子先行先试的改革菜单中，包括设立地区RTC（Regional Treasury Center）的建议，目的是使企业更加高效地开展全球性的资金管理和贸易金融，从而吸引全球企业财务中心(总部)功能的落户。这个建议是我们基于进驻天津的跨国制造业的金融需求，包括他们存在的“经常收支项目虽然实行自由兑换，但在运用方面不够自由”、“无法有效利用和调节中国国内的集团内部资金”、以及“无法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利用资金”等实际问题上提出的。多数跨国制造业都在美欧日形成了地区企业财务中心(RTC)功能，进驻天津的跨国制造业，在中国的业务规模大，而且涉及跨地区的发展，也具有在中国设立RTC加强金融功能的需求。如果能够提供充分发挥RTC功能的基础设施（制度、网络、服务），就可能吸引区域性的金融集成功能。这就需要在金融综合改革试点的框架下进行制度和政策的创新。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打造中国新经济平台意味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整体发展阶段和功能地位的升华，这样的升华过程也将伴随着体制的改革创新、行政的改革创新、和机构的改革创新。